改革 让世纪工程提速

　　■港珠澳大桥的建成通车，不仅拉近了粤港澳三地的时空距离，更通过大桥建设促进三方在体制机制上深度交流与磨合，形成了一大批新的机制和三地合作方式。与港珠澳大桥相生相伴的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则是从未有过的全新机构。三方协同决策、协调发展、协商解决问题，这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宝贵财富。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已逾半年，站在海边极目远眺，55公里的大桥如一条巨龙蜿蜒向前。这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也是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

　　在港珠澳大桥西面连接线的下方，一片低层建筑并不引人注目，这里坐落的正是港珠澳大桥管理局。

　　■新思路诞生新机构

　　走上港珠澳大桥桥头收费站，挂着内地粤卡通或香港快易通等电子标签的车辆，依次驶入自动收费道，“嘀”的一声后，栏杆自动升起——粤港澳三地不停车收费系统互联互通，一切都有条不紊。大桥开通半年来，桥上见到最多的是游客，跨境巴士、穿梭巴士、货运车辆、跨境私家车等通行量持续增长。除了过路游客，客流中还有来自全国各地专程体验“大桥游”的游客。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工程总监张劲文介绍，港珠澳大桥投入运营后，沿用平日的“四班三运转”排班，路政、监控、收费、调度、拯救、土建和机电养护等人员各司其职，同时与交警、消防、海事等部门的人员协同配合，确保大桥安全、顺畅。

　　港珠澳大桥三地联合工作委员会主席、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葛长伟介绍说，为了协调解决大桥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实现三地高效协作，大桥建设过程中最终确立了“三地共建共管”模式。

　　“三地共建共管”第一个层级是中央专责小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国家有关部门和粤港澳三方政府参加，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中央事权的事项以及相关重大问题；第二个层级是三地联合工作委员会，由广东省政府作为召集人，三地政府共同组成，主要负责大桥项目的重大事项决策，协调与大桥项目相关的有关公共事务，对主体部分项目法人实施监管；第三个层面是项目法人——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由粤港澳三方共同组建，负责主体工程的具体实施和运营管理。

　　一个由粤港澳三方共同设立的“事业单位”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应运而生，2010年挂牌成立。

　　■新机构探索新管理

　　不少人关心，三地共建的大桥管理局是什么级别？“没有级别。”张劲文笑称，在管理局自己是“副‘局’级”，但细算起来也许只是刚刚加入管理局的“副科级”。

　　“大桥管理局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粤港澳三地共同组建的‘事业单位’。”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党委书记朱永灵说，大桥管理局局长和总工程师由广东方提名，副局长由三地政府各提名一位。其中，港、澳方副局长具有特区公务行政人员和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副局长的双重身份，他们一方面协调港澳方要加快解决工程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代表港澳方行使出资方监督权利。“这在国内目前绝无仅有。”朱永灵说。

　　朱永灵介绍，在建设期间的运作上，三地共同审定重大方案，决策需协商一致才能通过。三方共管，优势互补，又互相监督，增加了决策、管理的透明度。比如项目招标文件，三地共同审批，共同参与招标评标。在任职上，三地分别派人在大桥管理局任职，负责不同的环节，比如香港的人员管理财务。

　　技术标准三地都不一样，设计建设时就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哪个地方的标准最高，就用谁的，标准高了，也为创新打开了空间。“就高不就低” 即大桥建设的每项要求均采用三地当中最高的标准。例如大桥所用混凝土寿命，内地标准是100年，香港标准是120年，最终大桥采用了香港标准；行车线阔度方面，香港规格是3.667米，内地是3.75米，结果大桥每条行车线阔度用了内地标准。

　　■新探索建设新湾区

　　朱永灵说，新机构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和三地共建共管新机制成效显著，成功克服了三地不同法律体系、不同建设管理机制下的诸多困难，为探索“一国两制”下粤港澳三方合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

　　朱永灵表示，在工程实践中，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取得了许多“一国两制”下三方协同决策、协调发展、协商解决问题的经验，特别是成功创立了包括多层公权力配置、良好法治环境保证、两级协调、三级构架以及程序流程、议事协商和争端解决模式等在内的完整的港珠澳大桥工程决策体系，对解决大桥前期关键问题的决策，推动大桥的建设及协调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基本经验及管理人才团队，正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所急需的宝贵财富。

　　尽管大桥管理局由粤港澳三地共建，但目前除了两个各自代表港方和澳方的副局长外，其他员工均是内地籍。对此朱永灵表示，主要是薪酬待遇原因，他曾面试过一个香港籍工程技术骨干，按照管理局薪酬标准，只能给出40万元年薪，但这位港籍人员在香港的薪酬是160万元港币。他希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拉开帷幕后，内地通过发展缩小这种差距，有越来越多的港澳籍专才能够加入港珠澳大桥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