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的6236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200.8亿美元，同比下降29.4%，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切实有效遏制。2017年前10个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同比降幅为39.1%，前11个月降幅收窄至32%，全年降幅进一步收窄至29.4%。如何解读2017年我国对外投资降幅逐步收窄？2018年对外投资将呈现怎样的趋势，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应如何进一步引导和推进对外投资？如何进一步促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合作？记者特邀专家进行详解。
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级研究员何伟文、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卢进勇、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主任邢厚媛（排名不分先后）
如何解读2017年对外投资降幅逐步收窄？
霍建国：过去一年，海外投资实现1200亿美元的规模，虽统计显示下降了约30%，但应理解为回归常态的表现。去年对外投资领域经历了两大调整和变化：一是企业的投资方向和标的发生了变化，主管部门和外管局对有些领域的投资加强了审查，并对外汇的支岀进行了严格的监管，企业有一个了解和适应的过程。二是管理层也在摸索新的管理办法，有些程序在执行中仍不够便利，经过一年的探索，终于形成了一套新的管理办法并已正式颁布实施。相信今年对外投资将进入常态化增长阶段。
何伟文：2017年的数据表明，正常的对外投资平稳增长，非理性投资得到遏制。2016年最后两个月我国对外投资大幅下降，而2017年最后两个月对外投资大幅增长，金额超过337亿美元，平均增幅达40%。这“一起一落”促使全年对外投资降幅收窄。此外，大项目的签约也拉动了2017年最后两个月对外投资额的增长。对外投资宁可慢些也要好些，诸如安邦、万达、海南航空等模式的对外投资是不可持续的。
张燕生：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拐点发生在2015年~2016年。自2016年后，中国对外投资金额超过吸引外资金额，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亚洲亦成为资本净输出地区，标志着以中国为领头羊的东亚地区在全球三大生产网络中的位置从贸易重镇发展成为资本运作区，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事实上，2015年全球资本流动发生了方向性转变。此前的2009年~2014年，全球资本主要流向中国等新兴国家和地区，全世界的投资人都提着贬值了的美元买升值了的人民币。用中国的人民币买中国的资产，既能够坐享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又能坐享中国资产价格飙升的好处。但2015年以后，随着美国加息、取消量化宽松政策及其经济的企稳，2015年流入美国的资本增长了4倍，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增长了90%。2016年~2017年国际资本延续了上述趋势，资本从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流出，更多地流入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
此时，我国加强了对资本流出的管理。当时的对外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非理性的，包括到国外买球队、买剧院、买酒店。这些非理性的投资不仅使投资数量变多、投资规模变大，而且使投资成为一种风潮，犹如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世界各地“买买买”。为此，我国采取了措施，对非理性的对外投资进行管理，而IMF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失衡进行外汇管理也持支持态度。
在对外投资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保持一种理性的、平衡的、稳定的增长，对投资人，对进入新时期、新征程和新起点的未来中国经济是负责任的做法。因此，2017年我国对外投资虽然有所下降，但其实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一个新的起步，是正常的。
卢进勇：2017年对外投资额的下降在预期范围内，实现了调控目标。虽然存在较大的起伏，但结构更合理、投资更理性、目标更清晰，符合对外投资发展目标。
2018年对外投资趋势如何？机遇何在？挑战几何？
霍建国：鉴于去年的基数较低，今年我国对外投资将有可能重新恢复到两位数增长水平。因为国内经济增长从高速度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的转型升级进入到关键阶段，而通过对欧美高技术和高质量企业进行兼并收购仍是我国企业提质增效、提高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鉴于欧美经济仍处于恢复调整阶段，仍存在众多兼并收购的良好机遇。当然，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中更要注重合规经营，更要处理好同合作方的利益平衡问题，提高自身的海外经营能力和竞争力，逐步扩大海外巿场的经济效益。
何伟文：仅看2017年最后两个月的数据难以准确预测2018年的对外投资趋势，需要再看下一季度或半年的情况。总的来看，2018年世界经济的复苏趋势有利于扩大对外投资，而发达国家的政治形势则将带来不利影响，如美国偏重于政治安全审查，欧盟偏重于技术安全审查。为此，政府主导的跨国并购将会遭遇更多困难，而民企对外投资则有更大空间。同时，高科技企业“走出去”可能会遭遇更多障碍。
张燕生：全球经济和资本流动的增长是我国对外投资增长的有利外部环境。2017年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工业和制造业等都迎来近六年来首次企稳向好。预计2017年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为1.8万亿美元，而2018年预计将达到1.85万亿美元，虽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2万亿美元的水平，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当然，2018年我国对外投资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首先，保护主义抬头是影响我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达到历史高峰，2018年中美贸易不平衡仍将成为事实，而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常常被美国拿来说事，必然还会给中国施加压力。美方一方面要求中国进口其更多的农产品，另一方面又不开放高科技出口，理由是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尽管67%的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都承认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进步和努力，但仍然出现了一种现象：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得越好，美国卖给我们的高技术产品就越少。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纷纷加强外商投资的安全审查，以至于美的并购德国库卡成功后，美的董事长方洪波称，这有可能是最后一个机会窗口。2018年中国对外投资处于保护主义上升的环境中，为此，一方面中国的对外投资会稳步上升，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也会增加，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大，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充分重视风险防范。
卢进勇：2018年我国对外投资会有所增长，预计金额为1500亿美元左右，虽然与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历史高峰的1900亿美元还有一定差距，但在合理范围内。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境外产业园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形成都需要企业“走出去”，这是拉动对外投资增长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经过2017年的整顿调整，我国对外投资的政策将更完善，目标更明确，投资更理性，企业对外投资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目前我国仍是对外投资第三大国，在稳的基础上会有较快的恢复性增长，投资决策会更理性，产业结构会更合理。
2018年应如何进一步引导及推进对外投资？
霍建国：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求，我们要继续支持引导对外投资，这里的支持是指要对制造业投资加大支持力度，引导是指要引导企业投向高质量、高效益的投资领域，避免过度投向一些轻资产行业及高风险领域，确保海外投资健康发展。
何伟文：总体来说，要以市场为导向、民企为主体，根据当地需要，寻求共赢。但要进一步推动对外投资发展，我国还要跨越政治上的障碍，实行对等开放，这就要求我国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此外，虽然近几年我国对外投资大幅增长，但不能过分夸大，毕竟我们的投资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在产业结构方面，我国的对外投资应该更多地向制造业倾斜。去年我国对外投资服务业占比为57.7%，制造业为42.3%；而全球外资服务业占比为46.4%，制造业则达54.6%。
张燕生：在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政府需要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资讯和尽职调查，要把2018年企业可能面临的新情况、新形势充分地告知企业，要发挥商会、协会的作用，让企业充分了解计划投资的东道国的基本情况，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诸如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也要对全球和国别投资环境进行评估。
外汇管理方面的政策要有灵活性，要区分理性和非理性的对外投资，不符合环保、绿色共享和可持续的非理性投资要进行限制，但对正常“走出去”进行全球投资和运作的企业应该加以鼓励。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就需要有适应新形势的外汇管理，要对外汇、金融管理作进一步改革。此外，限制非理性对外投资是应该的，但不能用行政手段来限制，而要用市场的、法律的手段来进行规范和管理。
卢进勇：政策应以平稳为原则。过去，我国需要消化过多的外汇储备，转移过剩产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都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因此，对外投资从审核制转为备案制，政策高调鼓励和扶持对外投资。宽松的对外投资政策激起了新一轮对外投资高潮，但这其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对外投资。2016年年底和2017年我国出台了遏制非理性对外投资的一系列政策，力度有点猛、尺度有点严，企业反映有点大，认为不能搞一刀切。因此，2018年应把政策不合理之处进行调整，要消化和完善现有政策，出台一些便利化、修补型的政策，不应再出现政策的大波动。
2018年如何进一步促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
霍建国：2018年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巩固原有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力拓展经贸合作项目，特别是要加大工业园区和产业园区的推进力度，形成新的投资发展规模，不断丰富“一带一路”的合作内容，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的繁荣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何伟文：投资“一带一路”还需要加力。2017年投资“一带一路”比重虽然增长了3.5%，但金额却有所下降。要更多地促使项目落地。目前，投资“一带一路”的项目仍以政府主导为主，而未来应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对象国社会经济的实际需要来投资，这就有很多细致的工作要做。还可以总结一些“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典型，如金凤集团和北科在尼日利亚建的自贸区，影响非常大，受到了当地社会和政府的欢迎和赞赏。
张燕生：“一带一路”建设还应聚焦重点国家、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走出去”和产能合作采取项目群、产业链、聚集区的方法，要与东道国之间，与欧美等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的企业间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核心的问题是怎么实践？谁来做？怎么做？
首先要防范风险，抱团取暖，协同“走出去”。政策沟通要优先，基础设施要先行，紧跟着是城镇化和住宅发展，然后是贸易公司“走出去”，环环相扣，协调发展。更好地协调、沟通可以帮助解决“走出去”面临的一些问题，政府的管理、行业协会的作用应发挥得更好，以解决一些共性的、普遍性的、前瞻性的问题。
卢进勇：几乎所有国家都希望更多地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可以说对外资的欢迎程度超过了对进口的欢迎程度。只要符合东道国国家产业政策的外商投资，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欢迎的。而“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机会。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社会经济体制建设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因而缺乏有效的投资保护政策，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都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合作，应加强战略对接，创造良好投资合作环境；落实顶层设计，提供投资合作支撑；共建合作平台，促进投资便利化；畅通投资渠道，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邢厚媛：中国资本“走出去”与吸引外资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的。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对外投资是重点，但不是全部。我国不仅要引导企业对“一带一路”地区进行投资，与欧美国家联手共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也要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进行投资。此外，一部分能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的产能，也倒逼我国升级国内产业，腾出市场空间，形成高中低梯度的产业结构。我们一方面要引领“一带一路”的合作，另一方面也要内外联动，使我国经济更加开放，更具容纳度。（作者 何芬兰）
（原标题：2018年对外投资稳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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