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前不久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下降16%至1.52万亿美元。其中，对发达国家跨境直接投资下降27%，这主要是受英美两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幅度较大所拖累。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跨境直接投资则出现2%的增长。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7.9%，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017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展现出“南升北降”的新格局。历史上，仅有2013年和2014年出现过类似的情形，而当时全球经济正处于短期升温回暖阶段。近几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发展“逆周期”趋势明显，即随着全球经济渐次复苏，跨境直接投资出现短期性回调，跨国公司将更多资源从投资转移到贸易领域，而发达国家在经济复苏进程中内顾性的政策取向对全球资本流动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四分之一，英美两国保护主义政策抑制外国资本的流入。2016年，英国“脱欧”及特朗普胜选等事件凸显出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使全球投资者心态焦虑。尽管随后英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外国投资，美国亦推行“促制造业回流”及大幅税改措施，但由于整体上的保守主义和政策内顾倾向明显，全球投资者对两国持怀疑态度。

　　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重要的不仅是东道国未来经济增长空间和营商环境如何，还包括资本进出的便利程度。英国“脱欧”持续推进使外国投资者借英国进入欧洲市场的期望值大打折扣；美国特朗普政府大力鼓励资本回流，但对资本流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与此同时，美国加大了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对外国投资者的审查力度，屡屡干预发展中国家投资者对其本国高新科技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近期，美国还加大了对农业种植及食品加工行业的安全审查力度，推出CFIUS新法案等，这些均加剧了外国投资者对美国投资的不确定性。

　　高估值和乐观预期推升了发达国家的资产价格，对发达国家投资并购流入形成了阻碍而资本流出呈现增势。2017年，美国道琼斯股市创历史新高70余次，累计上涨25%，处于历史高位水平。受此影响，大部分美国公司估值均处于历史高位。随着欧美经济回暖及公司估值回升，发达国家投资者自身股价的上升阻碍了外国投资者对其并购，同时其自身价值的上升助长了发达国家投资者对外投资并购的热情。2017年末，美国税改法案最终落地，公司税由35%降至21%，大部分企业的递延所得税减少，未分配利润出现爆发性增长，自有现金流大幅增加。事实上，美国税改政策给本国企业带来的现金红利将在一定程度上推高股市和商品价格，通货膨胀的上涨将削减税改红利，真正有利于投资者向境外投资，导致资本流出。

　　发展中国家经济缓慢复苏，外国投资者通过参与企业并购重组，提前布局市场。2017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资本缓慢增长了2%，但资本流入方式出现了严重分化。其中，通过跨境并购流入的资本增长44%，通过绿地投资方式流入的资本下降49%。2017年，欧美发达经济体内需回暖拉动了全球经济复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出口迅速复苏，外向型产业快速恢复。

　　整体来看，全球经济仍处于产能相对过剩状态，因而有助于新增产能的绿地投资发展相对滞后。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回暖，外向型产业发展红利将逐步转移到其他产业中，整体内需和投资将逐步回暖，符合当前投资者预期。受此预期激励，外国投资者更多地将资本投入到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产业，通过并购方式进入市场，实现提前布局，享受未来发展的红利。

　　跨境并购将拉动2018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的恢复。UNCTAD预计，2018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将出现反弹，达到1.8万亿美元的规模。而这一规模正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峰值水平。从投资方式来看，全球仍将处于去产能阶段，新增产能型的绿地投资恢复将受到抑制；相比之下，跨境并购将迅速发展。随着各国经济不均衡地复苏，跨国公司有动力进一步参与全球竞争，将经济红利从一国延伸到其他国家。欧美跨国公司逐步从危机中复苏，高估值和丰厚的现金流将进一步推动企业参与全球性的跨境并购重组。大型公司面临新经济的挑战，传统企业需要通过并购实现转型和跨越式发展。毕威迪公司数据显示，647个跨境并购项目已经宣布但正等待监管机构和公司股东批准，涉及交易金额高达2084亿美元。此外，还有1785个对外宣布的跨境并购项目正在推进中，涉及金额3035亿美元。这些待完成的并购金额占2017年并购总额的四分之三。随着跨境并购的迅速恢复，我们有望看到2018年跨境直接投资规模达到新一轮高度。（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庞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