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圆桌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亚洲区联席总裁戴璞(DenisDepoux)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大中华区副总裁江浩安永大中华区电力及公用事业市场主管合伙人朱亚明戴德梁行北中国区研究部主管魏（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143.6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12%，比上年同期增加3.5个百分点。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对沿线国家的投资需要注意些什么？如何让投资更好地体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内涵？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Q1：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额占对外投资总额的12%，您认为未来这一比例还会增加吗？
戴璞：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占国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例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活力，此比例在2018年将继续增长。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会议进一步明确了该倡议的愿景，这有助于提高外界对其的认识。同时，较早参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中国企业还提供了一些有益经验。所有这些因素都将推动中国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当然，鉴于中国企业正处于全球化阶段，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将会与其在发达国家的投资相平衡。
江浩：经过近五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由准备摸索期逐渐过渡到扩张发力期。2017年之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具有试点性、探索性，中国政府与企业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筛选、项目投资、风险管控与项目运营经验。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一带一路”进入2.0阶段，为此后三到五年“一带一路”的发展奠定了稳固基础与持续动力。我们判断，2018年以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将进一步呈现参与主体扩大化、投资国家丰富化、项目领域多样化、机制配套体系化的趋势，这些将推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额与投资占比持续增加。
朱亚明：从国家政策引领看，党的十九大强调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将其内容写入党章，这一国家顶层政策对中国海外并购活动有引导作用。因此，企业在制定对外投资策略时一定会对此有所考虑。从2015年~2017年的数据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年均复合增长率要大大高于对外投资的增长率。同时，“一带一路”建设才刚开始推进，未来潜力巨大。从行业看，目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仍注重于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项目，而金融、文化等领域还有待挖掘，以此促进资金融通，人心相通。从地区看，目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于重点国家，其实“一带一路”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沿线国家，也包括周边国家以及辐射地区，覆盖面极广。所以，我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应该还会扩大，但也要充分注意投资的风险，比如地缘风险，东道国对投资加强监管可能会增加中国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
魏东：2017年，国务院四部委发布了境外投资指导意见，清晰地给出政府对中资企业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引：六类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五类限制的对外投资、五类禁止的对外投资。这其中，同“一带一路”相关的投资列在鼓励范围之内。“一带一路”倡议是由政府提出并重点推进的国家级发展项目，预计2018年政策的导向作用会愈加明显，有海外布局需求的企业将把投资重心放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这个大背景下，2018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占比会进一步升高。
Q2：示范项目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会发挥积极作用。您认为什么样的项目更适合成为示范项目？
戴璞：通过增强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与资源优化配置，“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打造或强化一个大型经济体，并以更加协同的方式在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现代化生产。因此，为实现这一长期目标，示范性项目应侧重于基础设施的开发。新建道路、铁路、港口，以及能源和宽带等基础设施将成为提高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关键。由于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创造长期的积极外部效应，其投资资金很有可能将主要来自于公共投资，随后吸引私人投资进入。此顺序有利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些投资也将保证“一带一路”倡议是绿色且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在此方面，国际合作可以通过提供环境友好型技术和社会创新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也将在该倡议的发展过程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
江浩：示范项目应是中国企业擅长且对被投资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最好具有复制性，例如高铁、港口、核电以及一些基建项目，应能为当地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2.0阶段，境外合作园区的示范效果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拥有产业园区发展的丰富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有能力也有需求进一步扩大发展境外合作园区。当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环境各异，投资领域多样，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也会面临诸多风险。如何在复杂环境中有效管理风险并取得长期的商业成功，是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关键问题。在此背景下，能够针对不同类型国家制定有效的整体进入策略并深入贯彻、形成创新且可行的投资及运营模式、具有体系化打法与资源配套的代表项目更具有示范作用与参考意义。
朱亚明：我认为示范项目不应拘泥于行业和地区，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发挥长期作用，具备稳定性的项目，更能体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内涵的项目才可以成为示范项目。比如，一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属于“互联互通”，但如果它采用新的融资方式，可能涉及到“资金融通”，如果能体现文化的沟通，就可能产生“民心相通”的效果。这样具有联动效应的项目比较适合成为示范项目。另外，在金融领域合作方面，特别要注意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不能仅靠中国的资金，也不能仅靠政府的资金。一是要动员资本市场的力量，让当地资本市场参与其中；二是多利用周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三是发挥中国经验至关重要，比如中国国开行的开发性金融，不靠政府补贴保本微利注重长效的做法同时对商业资本起到引领作用，如果把这种经验复制到“一带一路”重点国家，应该会对这项事业起到推动作用；四是要努力探索发挥人民币和本币作用，在这方面加强合作是大势所趋。
魏东：“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到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体系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这给企业投资带来不小的挑战。示范项目的作用是通过该项目在规划、建设、施工、运营和管理等方面的摸索，总结出可供复制的模式以供未来类似项目进行参考。示范项目需要投资额较高、重要性较强、带来的影响较大、可为中国和所在国家带来较高收益。境外合作园区是通过政府提供的贸易协议和激励措施来吸引境外企业同本土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并引导其形成新的经贸合作机遇。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也标志着政府所提供的基础设施能使商业运作立即建立起来。这种激励措施对商业布局便利化和降低运营风险的效果非常显著。因此，境外合作园区的示范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凸显。
Q3：在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方面中国企业应该注意些什么？
戴璞：“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风险包括：由于各国之间某些协议、部分项目缺乏经济可行性；资源配置方面由于欠缺协调性导致一部分产能过剩；技术原因和公众接受度等导致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因原因复杂而发展迟缓；由于中国和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能力差距等因素，某些项目的当地政府在基础设施和生产力发展的决策、融资、建设和实施方面的参与度较低。可以借助一些机构性监督的系统性合作框架，来规避这些风险。同时，一些第三方国家在基础设施和生产力发展方面拥有技术、专业知识和经验优势，引入与第三方国家的合作可助力中国国有和民营企业的“一带一路”相关努力获得成功。
江浩：在市场层面，各国与不同行业的发展与基础不尽相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愿和力度也不同，因此需要有差异化的整体投资策略。建议企业采取“战略重点、伺机进入、长期培育、审慎观察”四大战略，并相应制定商业计划与资源配套。
在自身层面，能够客观判断企业自身优势与短板比正确判断市场更具挑战。对于企业自身优势及短板的了解是实现合作协同的基础，特别是在复杂的跨国产能合作领域，有效判断产能合作双方的协同潜力是实现他人所长为我所用与长远成功的关键。
在保障层面，企业需注意在金融、咨询、法务、人力，以及上下游等方面培养有实力的长期合作伙伴。“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产能合作并非单个企业的独角戏，而是对以企业为核心的整体体系的考验，特别是在之后的扩张发力期，企业对于体系合作伙伴的培育将愈发重要。
朱亚明：首先，产能合作一定是要利用中国的优势产能，而不是落后产能，当然，优势产能不一定是最贵、最先进的。同时，必须要因地制宜，这是保障项目能有长期效益的基础。其次，必须以市场化运作为前提，注重评估，既要评估经济效益也要评估社会效益，不做样子工程，这也是“一带一路”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最后，针对不同国家的优势要区别对待，进行调整，因地制宜，切实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魏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含大量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薄弱，严重阻碍了其经济发展以及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仍会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促进“互联互通”，提升区域产业贸易合作。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大力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区以促进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深化经贸合作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望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及沿线国家，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的提升。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经济、宗教、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健全度等方面均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投资者在与不同国家进行产能合作的过程中需考察其投资规模，对市场风险的承受度、投资偏好、投资优势、投资策略以及投资目的地的具体市场情况等进行前期调查，以最大限度规避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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